今天是: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安徽日报)“新时代·新徽学”首届徽学学术大会发言摘登

发布日期:2019-7-1 浏览次数:13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推动百年徽学继往开来再出发,6月18日至19日,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光明日报社联合指导,安徽大学主办,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安徽师范大学、中共黄山市委宣传部协办的首届徽学学术大会在合肥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虞爱华致辞,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张碧涌出席会议并讲话。围绕“新时代·新徽学”的主题,国内外徽学研究领域20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展开深入交流。现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编刊发。
 
努力为中国历史学发展提供徽学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 高翔
从上世纪30年代到今天,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渐兴起,成为国际性显学。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徽学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徽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多方位、多层次展开,许多国外学者专程到徽州实地考察徽州文化,交流研究成果;成立了一些徽学研究专门机构和组织;出现了专门的徽学期刊;徽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得到系统整理并陆续公布。到上世纪90年代,徽学研究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中国社科院、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黄山学院等院校都成立了徽学研究专门机构,日本等国也有了徽学研究的专门组织。同时,一大批以徽学作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得以出现。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徽州文书文献资料的不断整理和公布,徽学在多学科领域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近年来,以徽州文书文献从事传统中国研究已成为相关学术领域的重要趋势,诸多相关论题也得以进一步展开。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印刷出版、医药卫生、体育竞技、方言俚语、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领域和物质文化层面,都有突出表现。但是,徽学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一门地方学问,它承载和反映的是深厚而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将其中的优秀价值发掘出来,弘扬光大,这才是徽学研究的基本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审视和实事求是地对待传统文化,深入挖掘、阐释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徽学博大精深,文书资料宏富,是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弘扬徽学精神和学说,是我们徽学研究者的应尽职责。21世纪,徽学必将走向世界。以义统利的义利观、公私兼顾的公私观、民富国强的家国观、遵守契约的诚信观、冲突融合的和合观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现提四点建议:
第一,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徽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不但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徽学,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认真学习领会,落实到研究工作的全过程。
第二,坚持关注重大问题,为揭示中国历史道路提供学理支撑。徽学研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也不应该丢掉史学研究的共性。历史学研究的根本是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徽学也应该以事关史学发展全局的理论问题为关注点,以思想学术、文化成就、社会变迁等历史问题为着力点,以宋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等时代问题为突破点,在充分发挥徽学史料优势的基础上,开展宏观问题的研讨,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促进徽州文化发展,推动安徽史学前进,为中国历史学发展提供徽学经验。
第三,坚持以史经世,为解决当今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思想和智慧支持。学术是时代问题的回声。对徽学的研究,回望过去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服务当下,启迪将来。我们的学术,要做到“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第四,推动多学科融合发展,擅于从多维度、多侧面、多层次观察问题,推动徽学走向新的更高的学术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积极参与和支持徽学研究。2019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建院以来,我们组织全国史学研究力量,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希望安徽的高校、科研机构、海内外徽学研究者积极参与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开展的各种平台建设、学术活动、学术计划中来,我们将加大对中国历史研究院徽学研究的投入,同时为兄弟单位徽学研究做好统筹、协调和服务工作。期望徽学研究在未来的进程中实现基础资料整理工作的更进一步,把提炼徽文化基本价值、增强徽文化时代性、推进徽文化走向世界,作为徽州文化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安徽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院院长 卜宪群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好,与会学者涵盖了国内外一流的徽学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大家,体现了各位学者对本次会议的高度重视。作为圆桌会议的主持人,我简要地说几句话。
第一,什么是传统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在历史上因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多样性、多源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拥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分布基因。《禹贡》的“九州”划分,我认为它既具有地域治理的性质,也具有文化的内涵。历史上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等都是地域与文化的结合。这些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并构成了后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与格局。中国自古就有重视地域文化研究的传统,如《史记》就从自然地理和政区地理的角度,指出了自先秦至汉代各地地域文化在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上的特点和作用。可以说,《史记》是开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先河之作,这一传统也被后来众多的史学家所继承,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大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中国历史上不管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地域文化都没有断裂,而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因此,研究中国地域文化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研究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对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反过来,又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来更深入的揭示各地域文化的个性。
第二,地域文化和大一统文化的关系。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儒家也讲“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但大一统文化是不是把所有的地域文化都覆盖了呢?我觉得没有,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在内的各地域文化,不仅在秦汉及其以后的历史时期仍没有消失,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历代政区的划分主要是因政治或军事因素,但地域文化因素也是影响中国历史各时期区划格局的一个因素,特别是郡县一级的地域划分更是如此。历史上郡县一级的治理,尤其是重视地域文化的因素。所以我认为,大一统文化和地域文化是一种互补而不是对立的关系。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汇聚成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文化又包涵了地域文化。
第三,传统地域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近几十年来,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不断深入,这是各位同仁对中国历史研究巨大的贡献。那么,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对地域文化会出现高度重视的局面呢?我认为,这和时代的发展有关,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关,是时代需要在史学研究上的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中,地域文化研究为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徽学研究就为徽州、为安徽的发展提供了各种资源。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新徽学,徽学研究应当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自身的优势,凝聚省内省外、国内国外的力量,把徽学研究既从学术上深化,又紧密结合新时代要求,为安徽建设贡献出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力量。
总之,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增强地域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地域文化研究能增强对地域历史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同时又有助于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它有助于地域治理。中国有漫长的大一统国家治理历史经验,各地域也有不同的治理方式,寻找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很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推动地方发展。地域文化研究所揭示的地域历史经验教训,可以助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当然,对于地域文化也要批判地继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全盘照抄,而是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创新传承方式 打响徽学品牌
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 张碧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明清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徽学发展迅速,受到海内外史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敦煌学、藏学一起,成为当代中国几大“显学”之一。徽州历史文化更是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文化的“活样本”。通过今天留存下来的各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我们可以感受到徽州当年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繁华;通过对明清徽州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白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人文情怀。可以说,徽州和徽州所诞生的徽学不仅是海内外学术界可资利用的无穷宝藏,也是对当下安徽乃至全国文化繁荣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丰富资源。
徽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艺术学、教育学、建筑学、医药学、民俗学、科技学和人类学等诸多领域。人类历史的长度、文化的广度、学术的深度,都可以在徽学当中看到清晰的脉络。徽学的研究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但真正取得繁荣,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这当中,倾注了无数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汗水。作为一张与知识分子命运与共的报纸,光明日报高度关注徽学研究,并向为这项事业作出贡献的广大学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如何通过加强对徽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其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次大会汇聚了众多国内外徽学研究的专家,可以说是智力密集、人才荟萃。希望通过本次大会,挖掘徽学中最优质、最精良、最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内核,既不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又能与时俱进对接新时代。通过深入的学术交流与研讨,打响徽文化品牌,把徽学在更高层面上推向世界。
打响徽文化品牌,要注重提升文化原创力。安徽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人文资源。要在保护好、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把原创力贯穿于文化建设与文化生产全过程,推出文化精品,筑造文化高地。
打响徽文化品牌,要注重发扬开放、包容、创新、合作的精神。要借助有效的制度设计,将徽学的地域性放大,走出安徽、放眼全国、影响世界,形成资源互补、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凝聚并引领周边文化共同发展,实现文化共享。
打响徽文化品牌,要注重创新表达方式、拓宽传播路径。信息化时代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传播手段,使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与文化元素的融合成为可能。要有效借助高新科技手段和新型传播渠道,把徽文化的故事讲给世界,不断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6月16日是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希望光明日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思想文化大报的定位,坚持守正创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上不断作出努力,传递党中央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殷切期待和热情关怀,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当前,我社全体同志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的工作做得更好。
首届徽学学术大会,光明日报和安徽省委宣传部是联合指导单位。我们将报道好会议的盛况和所取得的成果,并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徽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也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光明日报这个学术平台更多呈现,与社会共享,与时代共享。
 
徽州文书研究与中国底蕴学术体系建设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陈春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具有中国底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以徽州文书为例,海内外各公藏机构收藏的徽州文书有约一百万件。徽州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之下“抢救”物质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也不仅仅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历史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许多民间文献的形成,不是出自其作者想“藏诸名山”或“传诸后代”的动机,而是由于当事人处理其日常事务所必须,基本上属于“无意识史料”的范畴。经过几代中国民间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民间社会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这种或许可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讲解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理论的今天,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深入,有助于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学术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传统时代的人文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毫无惊喜可言。在“数字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耗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毕生精力去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网络上只需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今天已变得“唾手可得”。这样一来,由于时代和学术条件的变化,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人文学者来说,可能已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数字人文”时代人文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衡量学术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如果我们的学术目标真的是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那么研究徽州文书时,“出思想”是应有之义。
 
新时代徽学学科构建要有新格局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 黄德宽
 
关于徽学研究,1999年10月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获批建设,是一个标志。今天,在安徽省委宣传部、光明日报的指导下,安徽大学举办和有关兄弟单位协办首届徽学学术大会,是新时代徽学研究的新举措。我们期待着它开辟徽学研究的新阶段。
当年安徽大学在申报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的时候,就有评审专家尖锐提出“徽学是什么”、对徽州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否足以称之为“学”的问题。教育部批准建设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时,明确给徽学一个定位,即徽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这就突出了徽学的跨学科性,也间接地回答了徽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即便如此,新组建的徽学研究中心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回答“徽学是什么”的问题。为此,在光明日报的支持下,徽学研究中心邀请了国内一批著名学者开展了讨论。其中,《光明日报》2000年3月24日发表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安徽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海鹏先生撰写的《徽学漫议》一文,对认识“徽学是什么”非常重要。2004年,中心召开“徽学的内涵与学科构建”专题学术研讨会。这两次活动的论文汇辑成《论徽学》一书出版,推进了徽学学科的理论构建。
近20年来,徽学研究取得许多值得称道的成绩,成就斐然。不过,徽学作为综合性学科的构建,还需要从多维度予以深化和拓展。
第一,徽学学科的构建,要突破专业与学科局限,开拓视野。要着眼于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让更多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和合作。同时,要重视提炼和聚焦与徽学学科构建相关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来开展研究。比如,关于历史的徽学研究与现实的徽学研究问题。历史的徽学研究重在还原徽州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而现实的徽学研究则应更加关注揭示徽州历史文化在现代的传承和发展。
第二,徽学学科的构建,要将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徽州文化的传承、创新纳入学科体系。徽学研究的成果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立项建设。但是总体看来,徽学研究对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徽州文化以及促进徽州文化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方面,学者的智力支持还不够。近代以来社会文化环境的历史巨变,使得徽州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并为之付出更艰辛的努力。
第三,徽学学科的构建,要处理好徽州文化、安徽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徽州历史文化有着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界定,如果将徽州文化泛化为安徽地域文化,就会忽视徽州文化的独特性。从学科构建的角度看,需要强调的是,如何从中华文化大系统来关照徽州这一地域文化样本,如何在整个安徽地域文化视野下来把握徽州文化的典型性和独特性,如何将徽州文化置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揭示其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这些都是徽学学科构建所应该确立的思想纬度,也是今后徽学研究有待加强的方面。
 
以科技赋能徽文化研究和传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包信和
中国科大是一所创新立校的红色大学,1958年依托中国科学院创立于北京,1970年南迁合肥。在6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坚持“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训,传承“科教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走“精品办学、精英教育”的道路,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研究工作取得持续突破,办学声誉逐年攀升,目前正朝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大建校60周年时指示的“努力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
目前,中国科大的学科布局主要体现在基础科学、新工科、新医学、人文社科等方面的建设。在人文社科建设方面,主要包括:一是科学文化,聚焦科技史和科技考古、科技传播和科技教育、科技哲学和逻辑学等;二是应用文科,主要是针对理、工、医发展的需要培养交叉学科人才,包括语言和智能翻译、心理和认知、科学艺术等;三是文化传承,如从事“一带一路”相关的科学文化传播研究、徽文化研究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部袖珍版经典、一个精致型标本。中国科大地处安徽,有责任和义务为挖掘、传承和光大徽文化做出一份贡献,同时将徽文化研究作为新文科建设的切入点、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新途径。
徽学研究的方法,目前主要有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美学等,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和方法就是科学,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潜力,而且也适合中国科大。中国科大具有强大的学术支撑与研究平台,比如,科技史与科技文明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旅游部沉浸式媒体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大科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传播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对于徽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发挥科学技术史、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科技传播等学科的优势,突出研究深度和精度,并做好传播。在徽州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可以重点开展徽州文书、古籍等纸质类文物保护研究,徽墨、宣纸和歙砚等文房四宝研究,漆器、四雕等徽州工艺品研究,医理、医方等新安医学研究,传统工艺程序与材料的科学化分析研究等。如中国科大最近对歙县墨厂的漂松烟、普通松烟、机点油烟、手工点油烟这四种制墨工艺进行了研究,通过科学测试分析了墨的亲疏水性,这对推动传统工艺的完善应具有独特的作用。中国科大曾承担《徽州文化全书》徽州科技卷的编写任务,近期计划编写《安徽传统工艺简史》,时机成熟时再编写《安徽传统工艺通史》。
我们的总体构想是,通过与国内外徽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合作,通过与黄山市共创高等研究机构,进行徽文化研究、智慧城市研究、自然与文化生态研究等;通过科教融合,让科技赋能徽文化研究和传承,使之以高水平走向公众、走向世界,努力把徽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徽学体系建构与新安理学研究
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安徽大学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 李仁群
千年徽州,百年徽学。二十世纪的徽学研究既有开拓之功,更有辉煌成果。但不可忽视的是,对于徽文化哲学基础的新安理学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必将对徽学学科发展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历史上的徽文化,成就非凡,灿烂夺目。新安理学是其中的一方面,更是主导各方面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可以说是徽文化的精神命脉之所在。学术界对新安理学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但较之于对土地租佃、徽商、宗族、村落、建筑、医学、工艺、科技、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新安理学研究还有待拓展和深化。就要求我们,既要对新安理学本身的兴衰演变有更加细致的梳理,更要对新安理学作用于徽州社会发展乃至于促成徽文化形成的机制机理进行深入考察,探索其功过得失,鉴古知今。
如何拓展和深化新安理学研究、促进徽学学科建设,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四个讲清楚”是我们的重要遵循。这就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安徽大学多年来着力推动徽学研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立了徽州学研究所,之后又组建徽学研究中心。本世纪以来进一步加强了与黄山市、有关部门和学术机构的协同创新工作。去年成立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以来,在整理出版原有收藏徽州文书的基础上,新征了5万件原始文书并打算继续征购和同步进行数字化整理,继续整理出版包括徽学学术典籍在内的安徽古籍丛书,同时设计建设以徽文化为主体的博物馆。申报开展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徽文化传播智能交互技术集成与示范”等项目研究工作,并在承担黄山市旅游规划项目和乡村振兴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藏学、敦煌学之间的学术对话和与韩国安东学的学术交流也持续展开。我们期待,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徽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能够得以建构和完善,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文化基因能够得到进一步提炼和塑造,从而以创新发展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引领徽文化的传承发展。
徽学学科建设,仰赖学界多方参与,既要进行历史性的实证研究,也要开展历史哲学的研究;既要有实证考察,还要有理性探究,使得我们不仅能够在“接着讲”的学术研究中而且在“跟着行”的社会实践中,始终有着民族精神的指引和文化力量的支撑,并以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与国际学术界交流。
 
新时代与徽学研究琐议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叶显恩
面临新时代,新史学世代之交,徽学研究要传承优秀史学传统,对未来作出新的谋划。以“首届”来彰显徽学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转折点,也蕴含着本次会议所担负的使命。
新时代必然带来新风尚。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一个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材料、新问题,这就是新时代的学术潮流。目前,创建有自己话语权的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是新时代的呼唤。
当然,构建新的史学体系,必须以守住优秀传统史学为前提。因为学术有传承,古今是不能决裂的。传承,当然是指徽州文化原典精神的激荡,并做解构的创新,而不是回归老路。所以,本次大会用“守正创新”一词来概括。年鉴学派奠基者之一马克·布洛赫在其《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所说:“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也是徒劳无功的。”所谓双向,即“由古知今”和“由今知古”,要以历史感来认识现实,要从现实中寻找其历史渊源。
在浩瀚的史学领域中,我们每个历史从业者,只能耕耘于一隅,亦即作徽州区域研究,或作一个行业一个老字号的个案研究,或作专题研究,或作人物研究,等等。个案和总体史是互相联系的,没有比较准确地把握总体史是很难写出精当的个案史,反之亦然。四年前陈春声先生从近年来博士生选题出现的“碎片化”趋势,他就提出,学术研究要防止“小题大做”变成自言自语。这个提法,我很赞同。
我们知道,选定的题目有大有小。关键在所论的题旨,是否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说,题目虽小,但它处于历史总体的一个节点,与总体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的联系。把它置于历史的总体中作个案分析研究,自可收窥斑见豹之效。再是,有些小题目本是鸡零狗碎的问题,投射面本来就狭窄,涉及的维度也很小,既无学术价值,也没有现实意义,根本就“大做”不起来。从这一角度看,题目关乎学问之大小,有影响价值评判的一面。小题目的好处是个案功夫容易进行,实证的可靠度高。所以,对于初学者,史学界的老前辈经常教导说要“小题大做”。其意思是,入手处不妨小,所见及者不能不大;从小问题折射出大千世界。这其间存在一个个案与总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作小专题要放眼历史总体,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自说自话。正如《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所说:“我可以关在核桃壳里,而把自己当作无限空间之王。”
目前热衷于做“碎片化”的小题目,很容易转移、淡化了对历史学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本身所承担使命的关注和担当。当今的时代,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比任何时候都复杂和严峻。如何培养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方向感去追寻、去探索,把徽学研究与建构“中国文明”“世界文明”的历史联结起来,任重道远啊!
 
徽学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栾成显
宋元明清文献中出现的“徽学”一语,实指徽州州学,即徽州府学、徽郡之学,或广义指以徽州府学为代表的,包括各县县学与书院在内的整个徽州的学校系统,并非指新安理学。但自南宋以后,徽州府学以及新安理学,与朱子之学则有着特殊的非常密切的关系。
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其一生亦主要活动在福建等地,但朱熹仍认为自己是徽州人。在其撰写的大量文章中,最后多署“新安朱熹”,或称“邑人朱熹”。朱子曾两次回到故里徽州婺源,祭扫祖墓,讲学授徒,一批徽州研习程朱理学的学者从此脱颖而出,被后人称为新安理学的发端。朱子之学在徽州府学的兴起主要是在朱熹去世之后。徽郡之士首先在徽州府学建立了祠堂,随后又加以扩建。徽州府学也因朱熹之名多次扩大重修。又创建紫阳书院,朱子学说成为徽州府学一以贯之崇奉的宗旨,对新安理学的传播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徽州号称“东南邹鲁”,不仅因为它是朱子故里,更因为徽州是践行朱子学说的典范。
朱熹乃集儒学之大成,完成了理学的创建,使儒学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基于此,我们对“程朱阙里”的徽州文化又应作怎样的认识呢?以往研究对徽州文化的博大与多彩作了很多的揭示,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徽州文化的主体是怎样的?它的核心又是什么?通过对朱子之学与徽州文化关系的简略梳理,我们得出结论:宋代以后,儒家思想在徽州文化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在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徽州文化中,朱子之学为其核心,而统领整个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之新安理学,以朱子学为宗旨,一以贯之,被视为朱子学的“正宗”,自宋至清,长盛不衰,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派别。不仅如此,朱子思想和观念在徽州深入人心,渗透到徽州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徽州宗族所体现的突出特征和风尚、徽州族规家法的制定,皆以朱子之学为其依据;徽州教育的发展、书院的兴盛,更是以朱子之学为中心的;而徽州商人,被称为“儒商”,其经营理念、价值取向及宗族性的经营特征等,都深深地打上了朱子思想的烙印。
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徽州文化。随着北方士民几次大举迁入,徽州文化经历了从“武劲”到“儒雅”的风尚变迁,但文化融合也是双向的。徽州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朱熹本人所体现的刚毅之气,正是徽州人刚强气质的表现。而徽州文化具有的刚性气质,也正与自古以来中华主流文化的自强不息精神相契合。在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孔子及所开创的儒学是主流。朱子学说既是孔孟之道的正传,那么,以朱子思想统领的徽州文化,自然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正宗传承和典型代表。关于徽学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研究,或将成为今后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徽文化是当代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安徽省徽学学会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王世华
徽文化中有很多精华,值得我们去发掘、研究和利用。我认为,对当代文化建设尤具重要借鉴意义的就是徽商文化和仕宦文化。
徽商文化就是徽商群体在几百年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徽商之所以能够延续几百年,实际上是徽商文化在起作用。徽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贾而好儒的文化情怀,充分体现了徽商精神,它们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所应该借鉴和继承的。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徽商文化中也有很多内容值得总结和借鉴。就物质层面而言,徽商锻造的很多金字招牌正是我们培育工匠精神的宝贵养分。如张小泉的剪刀,程君房、胡开文、曹素功的墨,叶开泰、胡庆余堂的药等。在制度层面,徽商在分配和传承方面所彰显的智慧,可以为今天的企业提供有益启示。徽商创立了种种分配制度,如津贴制、小伙制、阳俸、阴俸、功劳股等,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缓和了企业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徽商创立的传承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在传承过程中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的问题。还有,徽商重视职业教育,早在明代后期,他们就最先编写出版了职业教育教材——《天下水陆路程》和《算法统宗》,以后又陆续编写了十几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
再看徽州仕宦文化。历史上几次中原大移民给徽州带来了中原儒家文化,使一向“鲜知礼节”的古徽州,开始由“尚武”转向“尚文”,所以入宋以后,出现了“名臣辈出”的局面,明清更为可观。两宋期间,徽州出了783名进士,明清时期更多达1303名进士,他们都会走上仕途,如果加上几千名举人,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做了官,那出仕的人更多。徽州府建立八百年来,徽州仕人有的位列宰相、六部尚书,有的为方面大员总督、巡抚,有的是基层府县之官,确实是一支庞大的官僚群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支庞大的官僚群体中,竟很少出现贪官,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时人曾说,徽人“既仕立朝,驰驱四方,大者名节粹称一时,而其余亦练达有宦业,不苟焉以干禄利为者”。徽人为官,其中的优秀者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第一,赤诚为民,勇于担当。北宋初期的歙县江景房,为了减轻吴越之民的沉重负担,把原有图籍(征收赋税的名册)沉于水,险些被杀,终被解职归田。宋代绩溪人许元曾作丹阳知县,为救民田之旱,冒死决湖。第二,清正廉洁、严于自律。明户部尚书鲍道明为官近三十年,临终“仅有数椽之屋”。清代王茂荫曾在朝廷位高权重,但他“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中……未尝携眷属”。所以徽人曾说:“吾乡士大夫,素重名节,仕宦无厚积。”第三,刚正不阿、虽死不辞。明代中后期阉宦专权乱政,徽州官员同其他正直官员一道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宁可被贬甚至被杀,也决不同阉宦同流合污。
徽州的仕宦文化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种状况应予改变,因为徽州的仕宦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徽商与江南文化的关系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范金民
近年来,江南文化研究与徽学研究一样,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灿烂博大、精细雅洁而又善于吸收包容的江南文化,其实离不开徽州人、徽商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商业化和城镇化,是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的两大特色,而徽商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一,江南科考最为著名,不少进士出身的士大夫祖籍就是徽州。在清代,江南人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江南进士或者苏州进士。许承尧抄录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的进士题名榜,清代歙县本籍寄籍共考取进士296人,其中寄籍者多达172人,而可以确定为寄籍江南者91人,占半数以上。休宁也是一样。
第二,江南手工技艺独步全国,而徽人有着卓越贡献。江南手工业发达,是丝织业、棉织业、家具制造业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徽商资本实力最为雄厚。徽州布商字号“汪益美”创立于万历年间,直到民国年间一直兴旺,是苏州以至整个江南营业额最大最有名气的棉布字号。江南苏式器具家具风靡全国,徽商在木材流通、木器家具制造等方面表现活跃。
第三,江南人文繁盛,徽州人与江南文人交流最为热络。如明代嘉靖万历时的徽商程公台,大家熟知的清代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程晋芳和汪启淑,都是资助文士有名的居停主人。览胜赏景、撰写寿文志铭,成为非常普遍的文士与商人往来的重要内容。
第四,江南城镇繁荣,徽人活动十分重要。徽商在江南的市镇开发以及城镇发展方面,注入了重要的经济动力。清代中后期盛传的“无徽不成镇”,在江南最为典型。棉布业市镇南翔镇和诸翟镇的盛衰,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明代后期到清代前中期全国流行昆曲,与徽商很有关系。江南戏曲家多,名作多,演员名气响。而徽商在投资、赞助戏曲表演,组织戏班汇演、培养名角等方面不遗余力。
第六,江南书籍刻印收藏,书坊林立,珍本名著流播海内外,徽州人藏书特别有名。徽州人的藏书楼名气大,如清代杭州鲍廷博之知不足斋、杭州汪启淑的开万楼等。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私人进献书籍最多者4家,其中3家均是徽商后裔,鲍家和汪家都在杭州。
第七,江南文物鉴赏收藏兴起最早,有赖徽州人和徽商的参与。明后期江南文物收藏市场红火,滥觞于江南文化,而推波助澜于徽州商人。如歙县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休宁居安黄氏等都是著名的收藏商,江南大地是其收藏投资的重要区域。
总体而言,徽商和徽州人之于江南文化,输送了大量人才,在江南文化的创造、保护、传承和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徽州人和徽商的活动,谱写了江南文化的重要篇章。